以史为鉴
熙宁变法的失败和我们的反思
高三文（3）班 吴昊
这是一个被人说过的故事，一个看门守城的小官郑侠,有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赝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甚至天公惩罚十月滴水未下。因此恳请皇上罢除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新法除之后十日内不下雨，愿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斯君之罪。
据说宋神宗看过之后心如刀绞，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声泪俱下“安石乱天下”。皇帝这时不能不动心，新法已经“天怒人怒”。于是下昭暂停了八项新法，昭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未免有点戏剧性，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那位郑侠是被王安石提拔的，甘冒杀头之罪和背信弃义的罪名而上疏皇帝来为民做主，显然王安石变法不得人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难道王安石的新法有问题？想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这次变法是起因说起。
一、迫在眉睫的变法
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是一个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年代。这一年赵琐（即宋神宗）在继位一年之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这就是“熙宁变法”。宋神宗的变法是有代理的，甚至还很有些元件。一个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几乎都会出现问题，因为历代望好实行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其合理的一面是建立在生产力不高，社会普遍落后之上的。正因为这两点原因才须要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一个权利实体或权利象征。这才有发展的条件。但是一旦富裕起来，贫富差距拉大，王朝发展为超级大帝国那吗法也就来了。据《宋史?食贷志》记载：“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史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责，数倍于者。百姓赤稍纵侈，而上下始可于财矣！”这就说明了五个问题：
1、人口增多，国家财政支出也跟着增多；
2、军队越来越庞大，军费支出增多；
3、官场越来越臃肿，官员俸禄增多；
4、宗教兴盛，政府也要增加费用；
5、民群有点钱，时候上也开始奢侈。
有这些个问题，财政岂能不出问题。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就宋朝而言还有两项支出增长。一是“岁费”；二是制度问题。这些费用的支出也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不妨逐一来分析下：
一、人口增多，史员岁增。这是没有办法的时期。因为你不可能说推行“计划生育”。那时人们和我们现代人观念不同，同时你也不可能让凤子龙孙们不去生儿育女，他们还得享受皇帝待遇。人口增多，就只好相应地增加挂历人员和办事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县官之官，数倍于昔”。
二、辽夏威胁，长期作战。这条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这也是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夏用来购买种子的钱。想要不给，除非你把辽国和西夏给灭了，但宋王朝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所以这钱不但要给，还要年年增加。但宋王朝又不保证买来的和平的可靠性，所以军费也是有增无减。
三、宋代制度问题。按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说法，宋代实行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管行政，枢秘管军事，三司管财政。如果都各管各的，那问题就出来了。《宋史?食贷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问题。范镇上书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己；民已困可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是知道民众情况，去无法制止枢密院招兵买马和三司聚敛财富。这个问题同样没办法，因为这个制度是削弱相权加皇权的，没皇帝愿意改啊！
在行政上，国家的效率越来越渡，国家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太平这么久了，忧患意识没有了，朝野上下，得过且过，哪个当官的愿意跟别人过不去，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成。整个王朝一片暮气沉沉。因此每到王朝鼎盛时期，这个王朝的丧钟便已然敲响，只是大家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歌舞升平，但等到矛盾一激化，就没法控制了。
宋神宗应该也看到了这点。据请人赵翼《甘二史扎记》引卢出所言。神宗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如此说来，赵琐的国库，岂不是空的？再这样下去王朝又哪里撑得住？
何况赵琐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很想一夜之间就把国家强大起来，想强大便又有改革，于是他把目光琐定在了王安石身上。
二、变法的措施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在二十一岁那年中进士。踏上仕途之后便一直在思考和关注着过的命运与前途。《宋史?王安石传》说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他曾经也给当时的宋仁宗上过万言书要求变法，但没有下文。
在变法未被采纳之前王安石一直在地方任官，在郸县县长任上“起堤堰，决陡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为一好官，为民办事，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婢新陈相易，岜人便之”。这就是为新法作实践基础，所以，当改革成熟时，王安石就已有了足够的准备了。
正因为王安石在地方上的实验为新法打下了基础，再加上王安石的志大而才不疏在遇上神宗后，神宗便一眼认定了他并决意变法。
神宗的决策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王安石变法如果不这样实行，那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就在再是梦想。王安石的变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军事上的，如置将法、保甲法。我们不妨来分析几个新法的措施。
先说说免役法。免役法是对宋朝实行的差役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以外的征收。说百了就是除纳税外你还得白给政府打工。这样一来老百姓不仅要出钱，还要出力，使人民苦不堪言。力役的种类很多有帮官府抓贼的，也有送信的，反正叫你出力气，百姓当然不厌其烦，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据《宋史?食贷志》说：“役有轻重劳役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这样当然有人心理不平衡，便“奸伪滋生”。那些贫苦的民众本来就没钱，让他服役多的话也无计可生。有钱有势的人出点钱或者不服役就过了，吃亏的还是平民。于是为躲避服役很多人“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至有人“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当然对民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相当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差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钱交成官府，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就有三个好出：
1、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
2、所有人一律出钱（官户、寺观出一半），相对比较公道；
3、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
免役法应该是当时最好的办法了，在政府不可能废除役力的情况下，能够作到以我们现代的话叫“货币化服役”，我们不得不惊叹王安石的超前意识了。
再来看看青苗法。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把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所谓青苗法，就是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连本带利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地主为低。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即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剥削，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也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王安石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还给地主，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这难道不是“双赢”？
如果轮到灾年,青黄不接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在丰年，粮食比较便宜，政府便拿出一部分钱去购买粮食，存到官方仓库，等到灾年时再平价卖出去。积粮的包叫“常平仓”，还有一个“广惠仓”是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王安石也将“常平仓”和“光惠仓”的陈米卖出去，卖出去的钱用平做青黄不接时“抵押贷款”。这简直是一箭五雕。
1、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谷内陈物，可以平价仰物价；
2、卖粮所得之货可用于贷款；
3、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
4、国家凭贷款可获得利息；
5、奸商富豪受到仰制，农民负担可减轻。
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也不成问题。何况这更是公私两利的事情，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市易法和均输法的本意也是要公私两利的。市易法是为了平仰市场物价，控制商业贸易，具体做法是政府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做本，和常平法一样，利用国家力量去防止奸商牟区暴利。当然也赚钱，只不过赚得少一点而以，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买进二文卖出，“市易司”则一文买进一文半卖出。虽然利不算多，但控制了整个市场，也可以充盈了。同时物价波动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均输法用意也是好的。在王朝时代，地方上年年都要向中央送财务，以供应、国家之需，输送的品种和数量则是不变的。这显然不合理。比方说同一地方有时是丰年，有时是灾年，同一种东西，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便宜。老办法弊病就在于此。
王安石的变法是拨款五百万贯和三百万石米为本，用朝廷任命的“发运使”去“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东西哪便宜就到哪卖，国库的东西卖到物价高的地方去。这样两头的差价也能成为国家收入的又一项。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不是一时冲动是深思熟虑过的，也相当科学，至少理论是可行的。最高当 局决心也大，并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劳动机构，未几，其他九项变法相继出台，改变运动在全国风风火火地铺开。
但王安石和宋神宗教都没有想到，这次改变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三、反对派的抗争
反对变法的头号任务是司马光。这家伙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文章道德都和王安石不相上下。他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都在思考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也都不是空头理论家。在处理政务上都不是书呆子，都可以提出可操作性的办法来。司马光在任并州通判时提出的“屯垦戎边”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媲美的。所以这两个人可都是国之栋梁，他俩的对抗，真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这只是新旧两党的领有，要说他们的手下，那就不成比例了。新党这边多为小人。我们翻《东史》新党中的很多人都在《奸倭传》里待着。就举个王安石的得力赣江吕惠卿为例。这个吕惠卿受王安石的提拔任“国家体改委”的“常务副主任”，但他为了大权独揽，在王安石有麻烦时恩将仇报，甚至落井下石，不择手段迫使王安石退出政坛，这家伙，难道不是小人？
旧党这边却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都是重量级任务。其余的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也是一时之选。其实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文彦博就冒死进行军事改革，韩琦与范纯仁的父亲范忡淹一起实行过“庆历新政”。那么为什么会做保守派呢？葛兆光在《中国史思史?卷二》中说：“他们似乎更趋向于采用一种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试图通过文化传统的重建，借助道德力量，确立战士与思想以及他的承担着在秩序中的规训意义，并进而以温和的渐进方式清理并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我同意葛先生的看法，“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歧在乎动机和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主义者，他认为好的动机只有坚持不懈，便会产生好的结果。因此，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王安石坚守他著名的“三不主义”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不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些信念，他理直气壮，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确实，王安石的变法是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对待民众的抗议也是觉得不足挂齿的，他认为他的变法士大夫都不可理解，更何况民众，民众利益的损失只是改革的承办，是必须付出的，艘仪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对待熙宁四年（1071），开封知府韩维报告有民众为规避保甲法而“截指断腕”也不以为然。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的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推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时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都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不遗余力地排斥。司马光出于朋友情分，三次写信于权柬，希望他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看一条驳一条。司马光便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他们和王安石相比又不过更看重效果而已。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正因为是明白人，所以就不能只图一时之快，不考虑实际效果。这正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都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的能催生国富民强，有的则可以导致国家灭亡。而改革的好坏也不能只看动机，还得看效果。
王安石变法效果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弄得民怨沸腾，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前面不是分析得新法很好吗？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司马光的观点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
四、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熙宁变法的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我们现在回过头开看看新法，它的操纵是极其可怕的。
就先说青苗法。
首先，青苗法利息并低。王安石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的利息竟高出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申请，后审批，这手续要托人，求情，说白了还要给官方人员“送红包”。还有些地方手续还麻烦，农民身上的毛经他们这么拔，不拔干净才怪！
还有，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还给各地下了硬指标。这样，地方官便只有硬性摊派了。在层层摊派同时，各官吏当然也照例加码。你不贷款？那你是犯法啊！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肥了地方官。还可以挂着变法的口号去行腐败之实。何况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是不变的。变法后，宋神宗的仓库都堆满了，又只好造库房。这些钱从哪来？司马光说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保王安石一味蛮干，去取败能不失败吗？何况，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王安石的经济指出中赚取钱败的手段（如市易法、均输法）都是官方去直接做生意。结果可想而知，自然为腐败大开方便大门，当时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病甚多：“薄书厚禄，为费己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故官买之仿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咱中国谁都知道“官倒”是怎么回事。那可是不对的，只买贵的，不是品牌不要，没有回扣不买。所以说“市易司”后来就成立最大的投机倒把商。这样借着官方去捞钱再方便不过了。变法帮了腐败的忙，这点王安石没有想到吧。
所以这次变法的失败成了必然。
五、历史的诉说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崩，哲宗立，任司马光为门下待郎，废新法。
元丰八年七年，罢保甲法。
十一月，罢方田法。
十二月，罢市易法，保马八。
天佑元年闰二月（1086年）罢青苗法。
三月，罢免役法。
以上只是举几例，用梁启超的话说：“一言蔽之，则当时熙丰所行之事，无一不罢，于熙丰所用之人，无一不黔而己”。
这新法罢免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在我们看来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茅海建提出一个观点：“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那么，这次变法的失败症结在哪里，又能得到哪些反思呢？这个问题从变法的失败那刻起争论到今天。
首先，是停留在得到层面上，双方相互以自己为君子，以对手为小人的观点去出发。这也是咱们中国传统评论的通病。其实前文早就说过，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若以道德来评论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君子。王安石身为宰相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为事业还搭上了儿子的姓名，可司马光在王安石失势之后还主动对其说话，忠心去赞扬王安石的文采和人品，这又岂是君子所为？
所以，变法的成败和道德无关，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认为王安石变法意识有些近乎于现代人，但当时社会没有现在的金融政策。比如说市易、均输、方田等措施的商业贸易由民间来代替，以自由经济为主体，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与其把国家的钱财放在仓库里还不如放在市场里流通，岂不更可以富民？这只是经济上的，还有两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平台，当时、实行中央集权制，以“官”为本的官僚主义为文化核心。如果当时把检查的权利从皇权中分离出去，出现问题交给法庭来办，岂不更有效率，更得人心？如果当时实行共和制，由王安石当政，司马光辅政，权利一但分出去，王安石的一意孤行有了限制，变法便会温和许多。
可惜，以上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社会才会出现的概念，在专制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人民连想都不敢想。
所以在专制体系下，王安石的变法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而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些政治上的死对头在既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一个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一个背上“元佑奸党”的罪人被后世唾骂。
和王安石、司马光一起同归于尽的还有大宋王朝。宋神宗和王安石趋势（公元1085年和公元1086年）没多久没，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可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大大加速它的灭亡。
更有悲剧性的还是司马光，我不可相象如果司马光没有著《资治通鉴》后世会怎样评论他。现在只要提起司马光仍然要给他“保守派”和“顽固派”的骂名。
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同样，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知道以政治态度划线，对人物只进行道德层面上的批评，只记住“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这句教科书的上的话，却不知以九百年前那次改革成败得失引以为戒，那才是悲呼哀哉了！
现在纵观整个变法中人，从皇帝到改革派，从改革派到保守派，大部分人都在想着为国贡献，但结果在我们看来他们有的身败了，有的名裂了，有的身败而兼名裂！
读史至此，又值深夜，感慨颇多，忽想起王国维《采桑子》一阙云：
高城鼓动兰缸炮，
睡也还醒，
醉也还醒。

【评】由“参加运动会班上失败”切入，对其进行理性思考，领悟与解读学习和生活中要“知耻而后勇”，由此用比喻的方式，阐述“知耻而后勇”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给人以很大的启发。本文语言优美，特别是后面几段有排比句，为文章增添了不少色彩。

【评】文章用例证法，先以干洗大王乔利?贝朗的故事，又用史铁生、霍金、居里夫人、海伦、凯勒、司马迁等成功人士的事例说明了“人生需要给自己点掌声”论点。作为论据的事实有具体事例，也有概括的事例，全篇文章事实胜利雄辩。

【评】每个人对待生活，有自己的态度，全文人几个侧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论据充分而准确，是本文最突出的特点。

【评】文章借由“虹”这一意象，写出了作者自己对于人生的态度。历尽风雨后所见的“虹”包含着自身的成长和成功的喜悦。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来论述观点，更见深刻！

【评】对生活有深刻的认识，文笔酣畅，表达能力较强。文中有许多精辟的句子，耐人寻味。

【评】我们现代人，面临着选择太多，这需要“我心有主”。文章从几个侧面谈“选择”的条件。语言流畅，有一定表现力。

【评】全文以诗般的语言，抒发自己内心渴望独处的情感。悟到心灵的宁静，才能真正“放纵情感”。感悟颇深，悟性高，这为全文的内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茉莉花，正是小作者思悟的对象，花、人相同，正是一种恰当的共联，读罢让人不尽想起那黛玉葬花时“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感慨。

【评】全文围绕“提醒感恩”主旨，从几个角度阐述。作者对人要懂得感恩有较深刻的认识，分析透彻，语言质朴，简明。

【评】全文流畅的文笔，成熟深刻的分析，信手拈来的论据，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文如其人，一篇文章折射出作者平时思考的问题，反应了一个的内心世界，愿我校有更多这样善思、多思、深思的学生，使“我心有主”，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走向高考的坚实基础。